北京中雄律师事务所

北京中雄律师事务所是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成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多数工作人员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聘有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专家教授和公、检、法的离退休人员组成的法律顾问团，为北京中雄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保驾护航，并成立北京中雄律师事务所重大疑难案件部，专业代理各类重大疑难案件。

服务领域：法律顾问、经济纠纷、 民事纠纷：工程建筑、房地产、房屋买卖租赁、拆迁、物业、婚姻家庭、遗产继承、商事仲裁、侵权、医疗、疑难诉讼、保险索赔、交通事故等。 知识产权。劳动争议仲裁、诉讼。证券、期货、现货、基金。 金融、PE/VC投融资、私募股权投资、信托、主板、创业板IPO。 国际贸易和信用证合同纠纷、涉外贸易。刑事辩护、代为取保。行政诉讼。组织法学专家咨询论证。

北京中雄律师事务所重大疑难案件部。为了解决人民没钱打不起官司，和花钱打不赢官司的后顾之忧，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和有资产人担保的情况下，实行先代理后收代理费(律师出去办案的交通食宿费必须先交)。先代理后收代理费的规定以合同为准。

    遗产继承律师

近日，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2022年12月，孙某意外去世，孙某生前未婚无配偶也无子女，其父也于2021年去世，其唯一法定继承人为79岁的母亲赵某。现在赵某没任何收入，希望能用儿子留下的40多万存款继续生活，但银行因无法辨别赵某是否系孙某唯一法定继承人，拒绝了赵某的取款请求。赵某多次索要存款未果，故将银行诉至法院。法院通过调查查明：赵某与孙某系母子关系，孙某生前无配偶无子女，其父也先于孙某去世，赵某为孙某的唯一法定继承人。法院判决，银行将孙某的定期存款41万元及利息支付给赵某，协助赵某办理了相关取款手续。（6月3日 九派新闻）

　　老人痛失爱子，想要获取遗产维系生活，此乃人之常情；银行无法辨别老人是否为逝者的唯一法定继承人，无法提供存款，此乃法之约束，双方的做法都无可诟病。但老人只能通过法院判决实现自我诉求，不由得令人陷入思考，为何取自家的钱这么难？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遗产继承可以遗嘱方式继承，以逝者第一意愿为先，也可以通过遗赠方式取得遗产；在无遗赠协议或遗嘱的情况，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获得遗产。但赵某的儿子孙某意外去世，在并无遗嘱的情况下，作为储蓄机构的银行不具有调查和审判权，无法获悉赵某是否为孙某的唯一继承人。同时据我国相关规定，如果已故存款人在某一银行（如工商银行）有一个或多个账户，账户余额合计超过1万元的上限（参考各银行的小额标准），此时就不能直接提取存款，在提取前，应进行继承公证或诉讼。在此情形下，79岁的赵某只能通过公证或者诉讼的方式获取存款。

　　财产公证过程中，需要继承人到各个相关场所提供一系列合法证明材料，时间长、手续多，这对一位79岁的老人实在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向具有绝对权威性的法院提起诉讼，似乎成为了最保险、最便捷的选择。而银行在获取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后，也不必有其他后顾之忧，种种考量之下，最终双方选择了法院上诉这一最优解。

　　但这一最优解的背后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是无可奈何的妥协。面对突发意外的死亡，无遗嘱支撑的遗产继承到底该如何进行？面对遗留的亲属财产，又该如何证明自身的继承人身份？面对复杂的公证手续，该如何更好体现人文关怀，保障人民权益？一切的一切都显现出相关遗产管理制度的不完善。

　　在之前的《关于简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相关事宜的通知》中，国家相关部门将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流程由原先“继承公证+银行审核”简化为仅由银行进行审查。这能够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办事效率，节省公证费用支出，使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便利。未来，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公证机构等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建立健全联网核查机制，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审查能力，彰显人文关怀，保障存款安全和继承人合法权益。

2013年6月5日，英国《卫报》率先通过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的爆料，曝光了代号“棱镜”的美国秘密监听项目。其监听对象不仅包括美国民众，也包括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政要和百姓。

　　十年过去了，遭到美国政府通缉的斯诺登如今居住在俄罗斯，已获得俄国籍。“棱镜门”事件引发全球对美国大规模监听活动的强烈谴责，但美国并未悔改，十年来仍不断曝出各种监听他国的丑闻，其中不少受害国家还是美国的盟友。这些事件反复证明，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不择手段，是不折不扣的“监听帝国”。

　　惊天丑闻

　　德国《明镜》周刊援引斯诺登提供的文件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2009年对122名外国领导人实施监听，建有一个专门存放外国领导人信息的数据库，其中关于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报告就有300份。监听名单从“A”开始，按名字首字母顺序排列，第一位是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默克尔排在“A”区第9位，名单上最后一位是时任乌克兰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

斯诺登提供给《卫报》的一份文件显示，美方设于英国北约克郡的一处情报分支机构在2009年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监听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俄国内的卫星通话。这次监听的时间是在梅德韦杰夫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后数小时，两人在会谈中刚刚就建立互信达成共识。

　　“棱镜门”事件令美方十分尴尬和恼火，斯诺登因此被美国政府以间谍罪、盗窃罪和未经授权泄露国防及情报信息等罪名通缉。2019年，美国政府还起诉斯诺登，指控他出版的回忆录未经政府审查，违反了保密协议，要求没收其出书和参加公共活动获得的收入。斯诺登在社交媒体上嘲讽：“很难想象还有比美国政府的一纸诉状更能证明这本书内容真实性的方式了。”

　　监听成瘾

　　“间谍行为是一项已经嵌入美国历史、根深蒂固的习惯。”美国《时代》周刊一篇文章这样评论。

　　美国并未从“棱镜门”事件中汲取教训，“监听瘾”反而越来越严重，不断践踏别国主权，侵犯互联网用户隐私，严重危害国际网络安全。2015年“维基揭秘”网站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对多位法国总统进行长时间窃听；2021年丹麦媒体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丹麦国防情报局接入当地网络，在2012年至2014年间窃听德国、法国、挪威、瑞典等国政要的短信和电话通话；今年4月，一批美军秘密文件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内容涉及美国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韩国、以色列、乌克兰等盟友的窃听行动，再次暴露美国监听行动范围之广。

　　如今，美国的对外监听行为已走向“制度化”。美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和“反恐”名义，通过《涉外情报监视法》等立法，不断扩大安全机关权限，对他国进行监听。美国《涉外情报监视法》702条款将于今年年底到期，该条款允许美国情报机构在未经法院许可的情况下对“外国目标”实施监听，搜集其电话、短信及互联网通信内容。最近，美国政府正敦促国会延长该条款有效期，白宫方面甚至直接将该条款称为美国的“宝贵工具”，宣称延长该条款有效期是本届美国政府的“关键优先事项”。

　　“没有可避难之地，没有可安息之所，美国政府不会接受任何地方处于其监控视野之外。”美国记者巴顿·格尔曼在《美国黑镜》一书中如此揭露。

　　霸权工具

　　多年来，美国声称维护联合国作用，却在联合国掀起“监听风暴”；自诩自由、民主的所谓“捍卫者”，却利用先进技术构建“监听帝国”；标榜维护信息安全，却在全球布下“信息安全陷阱”。这些自相矛盾的举动充分表明，美方在网络空间实施双重标准，其根本目的是维护自身霸权和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