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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律师北京中雄律师事务所
北京中雄律师事务所是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成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多数工作人员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聘有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专家教授和公、检、法的离退休人员组成的法律顾问团，为北京中雄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保驾护航，并成立北京中雄律师事务所重大疑难案件部，专业代理各类重大疑难案件。 服务领域：法律顾问、经济纠纷、 民事纠纷：工程建筑、房地产、房屋买卖租赁、拆迁、物业、婚姻家庭、遗产继承、商事仲裁、侵权、医疗、疑难诉讼、保险索赔、交通事故等。 知识产权。劳动争议仲裁、诉讼。证券、期货、现货、基金。 金融、PE/VC投融资、私募股权投资、信托、主板、创业板IPO。 国际贸易和信用证合同纠纷、涉外贸易。刑事辩护、代为取保。行政诉讼。组织法学专家咨询论证。 北京中雄律师事务所重大疑难案件部。为了解决人民没钱打不起官司，和花钱打不赢官司的后顾之忧，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和有资产人担保的情况下，实行先代理后收代理费(律师出去办案的交通食宿费必须先交)。先代理后收代理费的规定以合同为准。 刑事律师 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的法定类型，目的在于将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方法法定化，对于司法机关通过确认证据以证明案件事实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刑事证据法定种类的立法变化 法定证据种类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定类型。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1条采纳“事实”的证据定义方法，明确列出证据六种，并强调查证属实的证据方可作为定案根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2条增设法定证据种类为七种。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48条定义“证据为材料”，相应地规定了证据种类，但是文本用“等”的语词，对国家机关侦查行为、检察机关调查证据行为和审判机关庭外调查证据行为形成的证据材料作出开放式规定。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50条与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完全相同。对于国家机关职权行为记录类证据材料，仍然采取“等”的语词，作为开放性证据种类的立法根据。 从刑事诉讼立法上看，刑事证据概念的变化，是从事实说到材料说；刑事证据种类的变化，是从特定类别化到开放类别化。 开放类别化的法定证据种类，是指法定证据种类不仅仅包括刑事诉讼法第50条第2款所列出的证据种类，而且根据司法实践，可以扩张法定证据种类。如“鉴定意见”之外的“检验报告”“评估报告”，可以作为解决案件事实中专门性问题的科学证据材料。因此，对于刑事诉讼法第2款第7项“等”字涵盖的证据范围，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报案、控告、举报笔录或书面材料、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搜查笔录，查封、扣押笔录，技术侦查文书，没收违法所得证据材料，强制医疗意见书等。 法定证据种类的证据规则意义 刑事诉讼法第50条分三款规定刑事证据的特征，第1款规定“证据”表达案件事实的可认知性，即证据相关性，但对“案件事实”没有具体规定范围，基于全面调查的法庭审判原则，立法倾向于调查的案件事实范围应由法庭决定。第2款规定列举多项开放性的证据种类，目的在于强调刑事证据的法律形式，体现证据的法规范属性，可归类于合法性范畴。但由于采取开放性的证据种类，特别是职权性行为的记录性证据材料，应不限于条款列举的特定种类。第3款规定证据作为定案根据材料的真实性。在真实性确定前提下，审查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最后确定某项证据的证明价值。 首先，“三性”是认定证据的基本要求。相关性属于司法认知的内容，是由司法官根据逻辑、生活常识和经验法则予以决定。合法性决定了各种证据材料的来源、形式要件和内涵案件事实信息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定标准。凡不符合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法性要件，该项证据材料就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是对证据材料的客观性要求。对于科学证据材料，允许其重复运用科学方法再现科学证据的内容。对于职权行为记录性证据材料，可以补正或给予合理解释。对于电子数据、视频资料，特别强调其提取过程的科学性和提存后形成的证据材料的完整性。无论完整性归属于真实性还是相关性，都是电子数据和视听资料作为证据材料进入法庭调查资格的形式要件。 其次，不同的证据材料形式，适用不同的证据规则。对于言词证据材料，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证人证言，其推论性、推测性证言或传闻性证言、品格性证言应排除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物证、书证来源的合法性，在法律允许其补正或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该项证据材料可以认可其合法性。对于物证应提供原件，只有在不便于提供原件或原件灭失的情况下，才允许提供复制件或照片。书证受最佳证据规则约束，且仅在案发前已经存在且以记载内容建立与案件事实的证明关系，提供书证应提供原件。只有在原件灭失的情况下，才允许提供复制本或摹本，而且该书证的形式合法性受到很大损伤。对于职权行为记录类证据材料，需要重点调查职权主体的合法性和职权行为程序合法性，如现场勘验笔录必须由侦查人员和见证人签字。 再次，不同的法定证据材料种类适用不同的证据规则。如果证据材料种类划分错误，就会使全案案件材料在适用证据规则时发生错误，证据材料的证明对象也会发生错误，如把应当通过人身检查笔录证明的人身特征或人身伤害事实错误地运用拍摄照片形式固定人身特征或人身伤害事实，进而错误地将照片解读为物证，就造成证明对象的混乱。 法定证据种类的证明规则意义 首先，针对不同的调查对象采取不同的调查方法。调查程序和调查结果会形成不同的证据形式，如证人的调查，只能采取个别询问的方式，形成证人证言笔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调查，采取讯问或要求其书写供词，形成讯问笔录或书面供词。根据被害人或证人描述的某人的画像或某件作案工具的图形，是来源于被害人或证人的陈述，不是物证或书证，因为物证、书证的调查，除了现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来源外，还有当事人、证人或案外人提供，其证明案件事实的方法完全不同。 其次，证据法定种类的证明规则意义体现在孤证的判断上。孤证不能定案是证明规则。孤证的判断标准是证据单一来源和证据累积性、堆积性来源。全案只有唯一的一份实质性证据材料，判定为孤证，争议不大。但对于全案中属于同源性的证据材料和实质性证据材料只有一个，其他证据材料都与案件事实无关的情况也归属孤证，实务中争议较大。同源性证据材料，最典型的是证人证言，都是来源于被害人或被告人的口述转述或口头陈述，这些证人证言都属于孤证，不能以被害人陈述或被告人供述与辩解与其他证人证言的证据材料种类不同，证据主体不同而否定同源性孤证。依据此类证据判决被告人有罪，就是孤证定案。但是，如果把证人证言证据材料形式错误地归类为其他证据材料，如书证、物证，则显性规避了孤证定案的规则约束，实质上造成孤证定案。 最后，法定证据种类的证明规则意义也体现在证据相互印证的审查判断方法上。不同的证据材料形式具有不同的特征审查判断方法，如果错误地列举了法定证据种类形式，会造成证据审查判断方法的混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用专章78个条文（第69条至第146条）规定了各种证据材料形式的审查判断方法，就是为了建立证据种类归属正确的条件下实现证据相互印证，以证据材料蕴含的案件事实，达到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2款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由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主办的第2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简称香会）在新加坡举行。大会主要有1场欢迎晚宴和7场全体会议，2日和3日下午还围绕网络安全、军力发展、核安全等议题进行6场平行会议。 对话会期间，有关国家进行多场双边或多边会晤。据IISS网站已经发布的消息，有来自逾40个国家的近600位代表将参加本届对话会。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的第二个年头和中美竞争如火如荼的背景下，中美如何管控竞争、亚太或印太的地区秩序如何演进等议题备受瞩目，沟通、对话和交流的价值也被普遍强调。 “无可奈何中的好消息” 在本届香会之前，美国白宫、国防部和国安会就频频炒作中方拒绝在香会期间进行中美防长会晤。对此，中国国防部在5月31日进行了回应，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非强调称，“对话不能没有原则，当前两军交流面临的困难，责任完全在美方。美方一方面口口声声要加强沟通，另一方面又不顾中方关切人为制造障碍，严重破坏两军互信，这不是致力于沟通的应有态度。” 抛开美方近期在台湾、南海和两军关系方面的恶劣举动不论，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还在遭受美国的无端制裁，美方光喊着要对话，却什么都不做，这很难让人看到诚意。中方希望稳定中美关系，但也不能没有原则。 而与致力于对话的精神相反，美方还在本届香会前或会间，大搞军事摩擦和炒作中美舰机相遇事件。 5月31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发布声明和视频，指责5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歼-16战机从美国空军一架RC-135侦察机的前方122米近距离通过，进行了“不专业的拦截”“做出了没必要的挑衅”。中方当天回应称，美方是“恶人先告状”，事件起因是美军侦察机闯入到山东舰训练空域，中方依法依规进行处置，操作专业规范。 中美双方并未透露该事件发生的具体位置，美方强调其在国际空域（美方认为领空以外都是国际空域）活动，而据开源ADS-B数据回溯，活动区域很可能是在广东外海的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这种“海空相遇”的桥段几乎每天都在南海上演，美方此时炒作该相遇事件，显然有为香会造势的考虑，也符合以往惯例。然而，这起事件的曝光无疑加剧了香会的参会者对中美军事摩擦的担忧。 6月3日，美国“钟云”号驱逐舰、加拿大“蒙特利尔”号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美国印太司令部还发表声明称，这两艘军舰在穿越台湾海峡期间，被中国解放军军舰“苏州号”加速超前近距离拦截，迫使“钟云号”减速避让，以避免碰撞，两艘军舰最靠近时距离仅137米，并指责“中方军舰违反国际水域相遇的相关规则”。 在笔者看来，美军过航台湾海峡是常有的事情，中方往往进行跟踪监视，除非美军异常接近中国大陆领海或对中方舰机有不友好的行动，中方通常不会进行此类航行管制之类的拦截。美国方面往往就讲一半故事，对自己做了什么通常讳莫如深。 在本届香会上，尽管中美两国防长没有进行会晤，但双方的言论和中美关系仍备受关注。在6月2日的欢迎晚宴上，中美防长进行了礼节性的握手寒暄，一时成为媒体聚焦的热点。其实，双方被安排在同桌就餐，这样的互动是情理之中的。 6月3日上午，美国防长奥斯汀率先登场，并发表了题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的主旨演讲，开篇大谈美国在亚太加强同盟体系的“成绩”，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菲同盟及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EDCA）到美日韩三边合作，从印度、泰国、印尼、越南、新加坡到南太，高调吹嘘美国的领导力和贡献。他还大谈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拒绝胁迫，继续兜售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宣称美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同盟及伙伴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虽然奥斯汀没有点名，但所针对的对象不言而喻，就是中国。他还列举了美国加强西太军事部署和前沿存在的举措，以及加强印太威慑倡议和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的动作。 在南海、东海和台湾问题上，奥斯汀继续老生常谈地复述美国的立场，强调航行与飞越自由的重要性，要求遵守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结果，指责中国军队在南海和东海进行“不专业和不安全的拦截”。他还声称，美国的台海政策没有变化，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他表示“台海的冲突既不是迫在眉睫，也不是不可避免”，这与此前美国高官关于台海形势的表态相比有明显的降温。不过，奥斯汀给出的理由是“威慑足够强大”，“全世界都是台海问题的利益攸关方，大家都不想打仗。” 在演讲的最后，奥斯汀强调，竞争不能演变成为冲突，呼吁加强危机管控和建立护栏，并再次指责“中国在危机管控方面不积极”。 对此，中国代表团6月3日下午专门举行了中外媒体吹风会，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景建峰中将就美“印太战略”、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和中美两军关系阐明中方原则立场，直接批驳奥斯汀的讲话。景建峰表示，奥斯汀在大会发言中明里暗里多次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对此，“我们绝不接受、坚决反对”。在发布会最后，他还专门送美三句话：领导不是霸权，地位取决作为，行动胜于空谈。 6月4日上午，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发表题为《中国的新安全倡议》的演讲，就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中国安全观、中国式现代化和中美关系等阐述中国立场，并争锋相对地驳斥了奥斯汀的诸多谬论。关于台湾问题，李尚福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任何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都是荒谬和危险的。”他指出，“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不会有丝毫迟疑，不畏惧任何对手，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于中国的新安全倡议，李尚福表示，“中国倡导公平正义超越丛林法则，用互信协商消弭对抗冲突，用开放包容防范阵营对抗。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方愿与各国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为世界稳定繁荣提供新的机遇。” 李尚福的发言中也就中美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中美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也是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条原则才是中美两国正确相处之道。”“中方一直寻求与美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但这需要美方拿出诚意，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国两军关系，止跌企稳。”“中美制度虽然差异很大，并不妨碍双方求同存异，也不妨碍双方基于共同利益，深化合作。” 中美双方的言论和表态显然是相距甚远，在路径、方式和责任的认知方面可以说是各说各话，不过，至少双方都强调和平及管控竞争的重要性。这对于中美关系乃至整个世界可能是“无可奈何中的好消息”。未来，双方会极力避免直接的武装冲突，但双方要重构新的军事关系，可能甚至是只能通过一段较为激烈的博弈（战争门槛以下），类似于香会期间披露的两起相遇事件，将越来越成为常态。此外，美国在亚太的纵横捭阖会继续强化，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战略压力。此次峰会期间，美日菲澳四国防长还进行了首次会晤，又一个QUAD似乎呼之欲出。 如何化解日趋紧张的局势？ 除中美防长外，还有来自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柬埔寨、东帝汶、斐济、欧盟、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爱沙尼亚和新加坡等国的政府首脑或国防高级官员出席本届香会并发表演讲。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俄乌冲突的惨烈程度和破坏性被广泛认知，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和平的可贵和通过对话解决争议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各方也从中美以外的视角分享了各自对地区形势和热点问题的看法。 绝大多数演讲都提及中美竞争，强调中美维持和平的重要性，但这远非全部。与美国高调强调美盟体系和其印太战略架构不同，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和其他地区国家的代表更多地从自身利益和安全关切阐述了各自的见解。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美国亚太的同盟体系确实在强化，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区域国家的战略和政策自主性也在同步提升。 6月2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晚宴上发表主旨演讲，虽不时针对中国，但总体上态度相对温和，与前些年澳方的表态有明显区别。同时，他还呼吁中美缓和关系，称无论是在台湾海峡还是其他地区，一旦“发生后果”，受影响的不仅是美中两个大国或其他被卷入冲突的相关方，而是会波及全球安全。“假定亚太地区将发生冲突是一种‘危险的错误’，而战争不可避免之说也是一种‘有害的假设’”。作为亚太地区国家的一员，澳方呼吁有关各国应尽一切努力，共同为紧张局势设置“护栏”。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在6月4日下午的发言中，也强调与中国保持建设性关系的意义。 在6月3日举行的主题为“化解日趋紧张局势”的第三场全会上，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普拉博沃抛出了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和平倡议，呼吁香格里拉对话的与会各方制定声明，俄乌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并立即展开和平谈判。具体包括，就地停火，双方各从前线位置后撤15公里，设立非军事地带（Demilitarized Zone）；由联合国在非军事地带设立和派遣监测和观察小组；以及由联合国在争议地区主持公投，客观确立这些地区多数居民的意愿。他呼吁各方不把问题归咎于冲突中的任何一方。“为了世界的安全，无辜生命的安全，我们必须尽快停止敌对行动。”他还表示，折中妥协不只是亚洲的传统，历史上这也是不同社群和社会能取得繁荣的“唯一途径”，各国必须通过对话和磋商克服地缘政治上的敌对关系，化解领土纠纷，寻求共赢方案。虽然西方媒体和观察家对普拉博沃的演讲嘘声一片，但普拉博沃的观点代表亚洲甚至世界“沉默大多数”的看法，这与西方的价值观判断和方案截然不同。 在6月4日中午举行的第七场全会的讨论中，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呼吁，“对于亚洲来说，政府领导人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避免在这里发生武装冲突，至少在未来十年是这样。亚洲若和欧洲同时发生冲突，对整整一代人来说都将是灾难。” 欧洲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则聚焦俄乌冲突，强调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亚太热点问题着墨不多，这与前些年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俄乌冲突现在显然已成为欧洲国家最为紧迫的问题，至于印太地区的问题，对于他们而言则有些心有余而不足。英法德等国当然会继续在印太地区展现海军存在，但主要出于外交和战略目的，它们的军事存在对于该地区的海上战略格局来说影响甚微。 整个对话会，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尔维斯是美国防长奥斯汀之外在对华问题上态度最强硬的与会高官。他在6月3日的第二场全会“建立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平衡”上称，2016年的南海仲裁裁决具有约束力且无可争辩；菲律宾将捍卫其主权，应对一切挑战；谴责胁迫和灰色地带挑战；欢迎国际合作伙伴在南海问题上支持菲律宾。包括加尔维斯表态在内的菲律宾近期的动向值得中国高度关注，在几乎所有的周边国家中，菲律宾可能是当前少有的将中美军事竞争看成是其机会而非风险的国家。菲律宾正在利用中美竞争在其所谓的“西菲律宾海”进行扩张，并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或地缘方面的某些优势，积极吸引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洲国家为其扩张政策提供支持。就目前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激进政策已经成为2023年南海局势走向的最大变数。 总的来看，除个别国家外，亚太区域内外的大多数国家都有自己的首要利益及关切，参与美国的印太战略似乎都不是最急迫的，这多少与美方高调宣扬的“成就”有些出入。对于美国加快推进的“印太战略”和日益强化的同盟体系，中方要高度重视并加强应对，但无须过度紧张。只要中方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在日益多元自主的地区，美国围堵遏制中国的图谋就不可能得逞。 |
